编者按：牛津大学教育系教授胡伯特·埃特尔（Hubert Ertl）关注于高等教育研究、造诣颇深，尤其对中国大学发展兴趣盎然、知之甚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南京工业大学素有渊源，从2014年起多次到访南工、或者在牛津与南工同仁交流学术、分享心得，为南工发展献计献策，并且见证了南工高等教育发展研究院（IHED）从呱呱坠地，到蹒跚学步，襄助IHED在广泛包容的全球视野和严谨务实的治学风范中成长壮大。2015年6月，Ertl教授受聘为南京工业大学客座教授。
埃特尔教授系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SA）会士，牛津大学教育系技能、知识与组织绩效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牛津大学教育系高等教育学研究生项目主任，全面负责牛津大学高等教育学学科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兼任牛津大学校级督导，李纳克尔学院校务委员会委员，参与制定学院管理政策。
时代改变高校，实力应对挑战
《世界教育信息》：在当今时代，高等教育机构相较过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面临哪些挑战？牛津大学是如何应对的？
胡伯特·埃特尔：我认为，现今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了4个方面的变化：一是高校扩招；二是教育国际化；三是高校市场化；四是评估活动的增多。
高校需要为更多的人提供教育，这是颇具挑战性的。传统的教学模式原本是为接受精英教育的少数学生设计的，随着学生人数增多，教师和学生都需要重新适应新的教学方法。如何使每位学生在扩招浪潮中真正参与学习，以及如何使教师真正有效地与学生交流，这都是扩招带来的挑战。
随着外国学生与教师的流入，高等院校的国际化程度日趋深入。日益增长的外国学生数量对高校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高校需要提供在多样化、国际化情况下仍然适用的教育。对学生群体来说，适应外国教师、融合国际文化同样具有挑战性，这也是他们需要承担的重要任务。
如今，从公共资源流向大学的资金变得越来越不直接、不可持续，引发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市场化。高等院校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而其中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学生支付的学费。由于学费的增加，学生对所接受的教育产生了更多的期望。学生比过去拥有更多权利，因为他们深知自己为学校带来了收入。这其中的隐患在于，学生会期望自己像顾客一样被对待，但这种市场化的教学模式在高校中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如何才能构建一种融洽的师生关系，既能保证学生深入学习，又能使其学到他们想要学习的东西？我认为，寻找这个平衡点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当今高校正面临越来越多的评估活动。传统评估方法旨在衡量高校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而针对教学情况的评估对大多数高校来说则是新发展起来的。来自学生的不同形式的反馈是新评估机制关注的重点。这些评估活动也给高校带来了挑战，因为学生的参与回归本质是师生关系的变化，而这本身就是不断变化的。我前面提到，现在的学生比过去拥有更多的权利，也体现于他们的反馈能直接影响教学评估的结果。
牛津大学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应对上述4个方面的挑战。
首先，在高校扩招问题上，牛津大学采取限制扩招的方法。数十年来，牛津大学的学生数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仅仅是缓慢而谨慎的增长。我想这也是其他高校可以考虑采取的措施，他们应该尝试抵抗扩招需求的压力。
其次，对于高校国际化问题，我觉得这对牛津大学来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牛津大学自古以来就有欢迎国际学生的传统。根据现有记载，牛津大学早在800多年前就迎来了第一名国际学生，我们至今仍保留着他的资料。总而言之，牛津大学对国际学生敞开大门的历史久远。不过在大约15~20年前，亚洲学生数量的增加（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中国学生）确实给牛津大学带来了新的挑战，主要是文化适应方面，因为亚洲学生的学习方式和知识背景普遍来说都与西方相差甚远。牛津大学的教育系统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且已经认识到亚洲学生与英国学生相比略为不同的需求，帮助亚洲学生适应的机制已经总体上就位了。此外，教师的国际化程度往往为人所忽略，特别是当大量外籍教师都来自欧洲时。在英国，欧洲教师是外籍教师的主要组成部分，少量教师来自亚洲和美洲。当欧洲教师数量的增速快于欧洲学生时，其国际化特点就会显现出来，许多欧洲教师的教学预期在牛津大学都难以实现。
再次，在学费增加的问题上，牛津大学的对策很简单，即为学生提供有价值、有帮助的教育，这样学生的学费就物有所值了。
最后，牛津大学有自己特有的评估办法。我们比较推崇导师教学，这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方式，在这种工作环境中，教师给学生的评价通常是较为积极的。这种评估方式与其他高校的评估办法同样存在等级划分问题。我们将在提供教育的同时进行定期评估，这是全新的策略。当然，我不认为牛津大学会为此担忧，因为我相信牛津大学一直在为学生提供非常优质的教育。我们没有什么好恐惧的，这就是牛津大学面对评估的态度。
创设独有机制，追求卓越教学
《世界教育信息》：正如您提到的，牛津大学的“导师制”非常有名，在教学评估方面，它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胡伯特·埃特尔：在教学评估方面，导师制是一种非常简便的获取学生反馈的非正式途径。这种教学模式的内容包括导师不断地向学生阐述他们最新的观点，同时学生与教师交流他们如何学习、学到了什么，教学相长。教与学的过程是导师关注的重点，其目的在于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在我看来，牛津大学的导师制可以避免教学质量评估的模式化，许多更加正式的教学评估方法都在尝试达到导师制的评估效果。牛津大学导师制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内容和帮助，然而这也导致其教学评估的过程和结论都较为含蓄隐晦。若要明确直白地记录，以昭示于人，牛津大学仍需依赖模式化的评估手段。
《世界教育信息》：那么，牛津大学是否有标准的方法或途径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胡伯特·埃特尔：学习成果的检验主要是通过考试系统，这是高度模式化的手段。尽管授课与学习往往是以非模式化的形式展开，但学生终归需要参加并通过高度模式化的大学考试。
另有一种检验学习成果的机制是通过“诺林顿排名”。这份排名以某种计分规则统计牛津大学各学院学生的考试成绩，然后形成排名，每年定期更新。举例来说，在2015年夏季考试中，莫德林学院位居榜首，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就。若名次下滑，则将引起学院的深深担忧，人们会追问是不是教学中产生了纰漏、为何我们的学生不曾好好准备等，因此，诺林顿排名对学院有着重大影响。牛津大学同样会采用由国家政策推动的其他学习成果评估办法，但诺林顿排名是牛津大学独有的评估机制。这种机制促使人们重视教学评价。学院的口碑也会因师生的共同努力而得以提升。
《世界教育信息》：作为牛津大学的教学督导，您需要承担哪些工作？
胡伯特·埃特尔：牛津大学早在1215年就设置了督导这一职位——设立时间比副校长还要久远，所以大家应该可以意识到这个职位的重要性。督导的职责有很多，他们负责监督教师工作、管理学生纪律；他们是学校的高级官员，负责参与重大决策；他们负有礼仪职责，如颁发证书等；他们是高校学术的代表，代表了学校一般学术观点与意见；他们是教职员工的代表。
具体来说，督导有义务监督考试系统，以避免其出现错误。我曾发现考试试题出错，比如试卷中出现重复问题等。有些时候，教师并没有对学生的评价给予足够重视，这时就需要督导来指出问题，保证错误不再出现。换言之，督导负责监督教师工作，一旦发现问题，必须马上指出错误，使教师了解他们做了什么、还需要做些什么。其实，试题出错的事件并不常见。教师在出试题等方面的严谨态度令我印象深刻。牛津大学教师在治学工作中有太多正能量的例子，当然，在诸多方面仍然存在提升空间。
以上是督导对教师的职责与影响。在管理学生方面，督导通过教师间接管控学生纪律，最受关注的领域是作弊。在牛津大学，如果监考教师怀疑学生有作弊行为，他们会立即上报教学督导，督导随即进行调查并采取惩罚措施。这种由督导对学生进行惩处的形式非常重要，因为教师的职责主要是给学生提供学习支持，而督导的存在使得教师不必参与纪律管理，转移了他们的压力，大部分教师都因这种设定而感到如释重负。
在大多数高校，如果学生学业行为不端，将由专职管理人员而非专任教师负责处理。但在牛津大学，负责处理问题的人是兼任督导的教师。因此，对于学术相关问题，督导比管理人员要专业得多。我认为，这是设置督导一职的显著的有利之处。
此外，督导作为教职员工代表，有责任协助推动养老体制的改革。在英国高校中，养老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确实曾有教师通过不同途径联系我，表达他们对养老体制的关注和意见，同时希望我把他们的想法传达给高校决策部门。我认为，这也是督导的重要职责之一。
理性看待高校排名，注重背景调研
《世界教育信息》：国际大学排名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您如何看待人文艺术类的学科排名？作为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士，请您对希望去英国学习艺术的中国学生提几点建议。
胡伯特·埃特尔：我曾多次被问及有关国际大学排名的问题，我对某些排名持批判态度。因为那些排名主要关注研究成果和易于取得的数据，但对于研究质量和教学质量不甚留意。故而当那些排名被用以参考时，往往不能给学生提供正确引导。
许多排名方法最初是为研究自然科学学科而研制的，所以我认为这些方法并不适用于为人文艺术类院校排名。公平地说，有些国际高校排名机制近年来已略有改善，提供面向不同专业的院校排名，针对人文艺术类学科的评比已经较为充分全面。高校的人文艺术水平不再与其自然科学成就相混淆，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若不得不让我为学生提供一条较好的择校建议的话，我认为不应最先考虑排名，而应该考察不同教师在人文艺术领域的成就与教学风格，这是更好的办法。
至于对人文艺术类学科感兴趣的中国学生，我建议其认真考察高校中将要师从的学者的学术资料，观察他们的兴趣，以及谈论这个学科的方式等。经常性地与学生接触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会根据学生的背景和兴趣为他们提供建议，并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来我们院系。比如，我有时会说：“你的想法很有趣，但也许牛津大学的教育专业并不是最适合你的，你可以尝试去其他某个院系。”我认为，希望来英国就学的中国学生，应该明确自己的目标，并尝试与那里的学术人员建立联系，然后再决定申请哪所院校。
一流大学建设应避免发展过快
《世界教育信息》：请为中国高校争创一流大学提供一些建议。
胡伯特·埃特尔：我的建议是避免发展过快。发展过快表现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学生数量方面，高校一定要保持谨慎。另外，高校需要发展优势领域，以吸引更多更优秀的学生。高校不需要在所有学科都力争上游。此外，高校在推动战略性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做好自身优势与弱势分析工作。这些都是已在其他高校中验证可行的发展策略。
我认为，中国高校已经开始重视吸引有天赋的外国学生来中国学习，也已经成功地吸引了许多有海外留学背景的中国学生回国继续深造。这些努力必将收获优异成果。此外，我认为从战略上考虑，中国高校应该尝试引进国际顶级教师，这种措施在海外高校中已经显现出了很好的效果。中国高校应该为此付出更大努力，且应让西方教师来中国从事为期数年的稳定工作，而不仅仅是半年的短期工作——那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对于一位西方教师来说，前往中国任教的难度远大于前往其他欧洲国家或美国。文化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中国高校更需加倍努力。
最后，我认为中国高校应该巩固其在某些自然科学领域的优势，这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看来，中国在特定自然科学领域与西方相比颇具竞争力。然而，在我较为了解的社会科学领域，中国高校普遍需要追赶西方的脚步。我认为，这需要国际专家的协助。
《世界教育信息》：为增强学生就业和创业能力，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并调整课程结构以适应改革需求。请您简要介绍牛津大学或英国其他知名高校在这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胡伯特·埃特尔：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问题，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创业教育在欧洲已有20年的发展历史，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一直在致力于提高大众对创业课程必要性的认识。我们需要足够开放、负责地对待新需求。因经济原因而产生的新需求是一大驱动力，这种新需求如何影响授课内容与授课方式？我想这正是教育工作者需要关注的。
英国高校采取多种途径开展创业教育。有些高校选择引进外来人员参与学校重大决策，这些外来人员通常是公司高管及利益相关者。高校之所以引进这些人员，是希望他们的思想能对高校的发展产生影响。另一种途径是让不同产业的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课程设计。高校会弱化学校领导者的决策权，而更多地听取当地公司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反馈，以思考高校应该提供怎样的教育来改善现状。此外，高校所采取的另一重要办法是让毕业生或员工创建他们自己的产业园，通常是建立一个小型企业。学生或员工可以通过此种方式让他们的知识和研究成果走向市场。这是一种使理论设想成为现实产品，进而推向市场的良好方式。牛津大学也有许多这样的产业园，这种办法不仅取得了成功，并且为学校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收益。
关注英国优质学生流失，理性看待高昂学费
《世界教育信息》：英国高校的学费一直居高不下，一些英国学生选择出国接受高等教育。从国际比较的视角看, 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这会对英国高等教育产生怎样的影响？
胡伯特·埃特尔：事实上，尽管有些英国学生因学费高昂而选择了国外的高校，但从总数上看，其规模是很小的。当2012年英国高校学费上涨至9000英镑时，确实有人担心大量学生会离开，因为与此同时，诸多其他国家的高校都在定向招收英国的学生。特别是荷兰高校特地设立了英文授课项目，以吸引英国学生。这些外国高校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但总体来说其吸引到的英国学生数量仍然较少，并不会给英国高等教育领域带来显著影响。
然而，另有一种担忧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它或许比关心流失学生的总数更为重要——尽管流失学生的总体数量很少，但其中有些非常杰出的英国学生选择了去美国攻读学位，而不是留在本国最好的院校。这些非常杰出的学生群体是我们所真正关注的，他们去美国大多是选择攻读信息技术类专业，同时受到那些院校所提供的优厚奖学金的吸引。其实，顶尖美国大学的学费远高于英国大学所收取的费用，但杰出的学生无需担心这点，因为他们将会得到那些大学所给予的足以支付学费的资金支持。
英国最优秀的学生流失到了美国，我想这才是最让人担忧的——我们并不介意个别学生为了节省费用而到其他欧洲国家求学，而是忧心最优质的学生流失到竞争对手手中，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
《世界教育信息》：您最近新出了一本书，题目为《学生、市场与社会公正——西欧及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费用与学生支持政策》，请简单介绍新书的内容和意义。
胡伯特·埃特尔：感谢给我机会谈论我的新书。首先我想强调，这本书的题目说明了本书并不仅是探讨学费，还涉及学生支持系统。如今，高校学费问题已得到了广泛关注，社会中充斥着关于高校学费为何如此昂贵的讨论。然而，学生支持系统的变化鲜为人所关注。高校学费或许看上去非常高昂，但学生每年都会得到助学金。
这本书试图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学费与学生支持系统，每一个章节都对这两点进行讨论，这本书的编著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述。我认为，这本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以一种综合的态度来看待高校的学费问题。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当下许多讨论英国学费问题的书籍所引用的数据十分过时，而本书致力于为读者提供最新的数据信息，以便使读者了解多个国家的教育现状。尽管数据会不断变化，但本书所提供的综合理论仍是目前市场中最接近现状的。
本书的讨论范畴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我很感谢中国读者对书中有关中国教育的章节的反馈。这个章节是由我熟知的人协助我一同完成的，其间经历了各种小状况。我对这一章的贡献主要是提供反馈，并将其中所描述的中国教育情况以西方读者更易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章节并非为中国读者而写，而是为了使西方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教育。对西方读者阐述中国教育使我想起对英国人介绍德国教育——你需要事先预见读者可能难以理解的地方，然后换一种方式表达。在写到有关中国教育的章节时，我充分预估了西方读者可能会提出的问题，故而我认为这一章可以非常有效地使西方读者认识中国教育的情况，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关于学费等问题，在我所熟知的国家范围中进行阐述就已足够。众所周知，英国已提高了高校学费，然而在欧洲范围内，英国显然是个“异类”。德国也曾尝试提高高校学费，但最终做出相反的决定，降低了学费。有人曾提出，一旦提出上调高校学费，其趋势将是单向的，费用只会持续增加而不会降低。然而，德国就是个相反的例子。凑巧的是，英国与德国对学费做出调整的举动几乎同时发生，其情形差异的原因正是本书的基本出发点，即面对同样的压力和挑战，政策可以如何应对，以产生全然不同的结果？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