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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人：梁瑾、葛凯

整理日期：2016年5月

化工的脊梁

    我1933年出生，今年82岁。我和时老师的缘分始于在南大听时老师上课，1959年我和时老师做了生活上的邻居，“文化大革命”之后百废待兴又做了时老师建设实验室和学科的助手，一路走来，时老师亦师亦友让我受益终生。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秉承着时钧老先生的教诲，教书育人，治学创新，从不怠懈。时先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形象深深烙印在我们心里，他通过言传身教告诉我们：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为人处事的典范。

筚路蓝缕始化工

    南工悠悠百年历史，肇始三江、源承同济。解放初期，全国院系调整，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当时南京一个很著名的教会学校）中的化工院系被拆分重整建立了南京工学院，当时南工集中了南京、甚至华东地区最好的化工师资和资源。

    我与时老师的不解之缘从读书起始。那时南工的老师和南大的老师交换授课，时钧老师作为南工化工系系主任给南大化学系学生上课。时先生知识渊博、思维敏捷，上课论述精辟、逻辑推理严谨和授课艺术都极为高超。洋洋洒洒，淋漓尽致；声声色色，才华横溢。是真正难得的课堂好声音。我们化学系的同学都喜欢听他的课，时老师的课积累了大批的粉丝。

    1959年，我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南京化工学院工作，又恰巧和时老师做了邻居，渐渐地熟悉了起来。“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本来要被调去上海的，时老师让我留下来当他的助手，一起建化工系，我欣然答应。

    时老师提出我们国家要有化学工程专业——率先创建化学工程专业，是他教育方面最主要的成就。其时，解放初期，生活异常艰辛，不管是学科建设还是实验室建设都完全空白。在化工部24万美金的支持下，时先生与大家同甘共苦一手创办国家第一个化学工程专业。我们从实验室的一桌一椅开始建设，一直到八十年代获得了化学工程的硕士学位点和博士学位点……那是时先生已经将近70岁。

    无论何时何地，时先生都非常勤奋，勤能补拙，天道酬勤。他的学识渊博、博古通今大抵也脱不了勤奋。灿若繁星的科技知识分子，以大师特有的感召力，奠定了南工化学工程的精神根基。

    时老师要求进步，1956年的时候就申请入党。当时支部已经通过。

    当时，正值“大鸣大放”，一位教授写了大字报对化工系党委提些意见，耿直的时老师签在第一位。所以在“反右派”运动中，时老师遭到不公正待遇，被带上了“右派”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甚至被剥夺了授课的资格。

    所以当他90岁时再次提出要入党时，很多人都很惊讶。在场人员无不内心翻涌、感动落泪，最后支部百分之百通过。时老师感叹道：“那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刻。”

    那一幕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非常令人唏嘘感叹，时老师一生常怀感恩之心，在经历文革风雨之后对党一点怨仇都没有，多么不简单。梦想的种子埋在泥土里，经流光的滋润生根发芽，坚定信念、坚守信仰，是我们晚辈最需要学习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积极提倡科研创新

    时先生很强调创新。

    什么叫创新，时老师和我们讨论了不止二三十年。并做了通俗的比喻。

    第一：旧瓶装新酒。瓶子就是一个技术、一个理论，用旧的理论用到新的物质上去，简单来讲就是将前人的理论方法用到新的研究对象中。如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她用的是传统的方法，也是中医用的方法，通过萃取进行筛选，发现了用低温萃取剂乙醚来萃取青蒿素的高效办法。

    第二：新瓶装旧酒。就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机械或理论，运用到旧的研究对象。举一个催化剂的例子，催化剂的研究占了整个化学化工的一大部分。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ZMS-5分子筛诞生后大幅提高了石油化工很多反应的选择性和转化率，这就是拿新的瓶子来试旧的东西。比如用ZMS-5催化剂后，将苯制苯酚的收率至将近20%，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当然这个方法直到现在仍在不断的改进中。

    第三：新瓶装新酒。最著名的是爱因斯坦，他不仅仅提出前无古人的狭义和广义相对论，还提出如何用实验来佐证，最终在1919年通过观察光线受引力而偏转得到证明。

    第四：填补国内空白。我们也把它归到创新里面去。当时我们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想制造原子弹和导弹，各个环节都要自己来制造，所以填补国内空白是一个很好的创新。

    我们是经历过二十世纪科技大发展的人，所以更明白技术创新的重要。七十年代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资料着实太宝贵，要找一个催化剂都是奔走于全国各大图书馆花费几个星期的时间。现在因为技术革新，已经是互联网思维下的科研，可以一键搜索最前沿最高端的学术动态资料。

德高为范，身正为师

    先生一生古道热肠，而又淡泊名利，谦诚待人而胸襟坦荡，最乐于提携后学。

    时老师对基础教学建设很重视，最关注的就是要解决研究生上什么课，哪些人来上课，哪些人来带实验，怎么样去做实验。

    他说过发表论文的时候，要把做事最多的学生的名字放在首位，这是考虑到学生的毕业问题，再者要学生初尝科研带来的充实感、成就感。

    时钧老师说过，我们的科研和国外还有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自己主动搜集资料的能力。国内高中毕业之后读大学，直到读研究生才收集资料，但是在美国英国，他们四、五岁就开始锻炼这个能力。

    导师的关怀不是单向的，不是一厢情愿的，更不是强加的、控制式的，而是平等的、负责任的，是彼此能感受到的。时钧老师的为师之道不仅在于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激励、唤醒、鼓舞。做时钧老师的学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趣闻二三事

    平日生活中的时老师一改平日课堂上、科研中的严肃，风流倜傥、谈笑风生、诙谐幽默，活脱脱一个时尚可爱青年。

    1956年，在北京召开全国科技规划大会，他与老同学钱学森相遇，他们都是三十年代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当时见到钱学森第一句话就问：你的唱片带回来了吗？其中的善意调侃是老一辈科学家之间在历史风雨中爆发的惺惺相惜之爱国情意。钱学森是出名的爱音乐，跟歌唱家夫人夫妻恩爱一起听唱片的故事一度传为佳话，新中国成立，钱学森想带着航天科技回祖国实现强国梦，但遭到阻挠一度身陷囹圄，最后在1955年底才仓促辗转回国。

    时老师平日里爱运动爱生活，但时间都献给了繁忙的科研教学生活和学科建设、实验室建设。他平常根本不坐车，一天四次，从萨家湾的家走到学校，因为靠二十年走路来锻炼身体，他的身体很健康。时老师活到九十多岁的高龄想必收益于此。

    教书育人、勤奋创新，与先生的道德情操一起相得益彰，堪称德艺双馨、身心两健。先生经世纪之风雨，历时代之坎坷，积90年耕耘之深厚造诣，开化学化工领域一代宗师。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是时钧精神永远沐浴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