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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先生的为师之道

 

    我是南京化工学院化工系77届学生。当时学校还没有化工系，我们就读的无机化工专业在无机系。化工系是在后来学系合并与新建的背景下组建的。

    回想当时的大学生活，可谓纯真淳朴、温暖清新，日子虽清苦些，但充满了诗意与远方，激情与梦想。从大环境来说，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科学拥抱春天，思想解放与启蒙并进，学术、文艺和经济等领域全面复苏、百花齐放，全民求新求变，对知识与科学的渴求形成热潮，在大学校园更甚。从我的经历而言，小学3年级，“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后来经上山下乡、1977高考，重返校园，就更懂得珍视在高等学府的笃学健行。当时大多数同学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学习热情都非常高，你追我赶、力争上游。

引领了一代师风与学风

    不仅是同学们的热情高，时先生也领着老师们只争朝夕、拼命抓住时光，勤耕教学、力促科研。时先生治学与教学都非常严谨、颇为敬业，令人钦佩与感动。比如明天要上化工原理课，他前一天夜里会睡不着觉，琢磨课应该怎么上。其时他已年近七旬，仍干劲十足、冲在第一线，正是他的行为世范、身先士卒，为我们营造了催人奋进、严谨务实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我们学得很扎实、丝毫不敢放松学业。晚上十点半宿舍熄灯，大家转至厕所开始夜战，辅导员专门要到厕所“抓人”，劝回宿舍。

不庇护学生在大树下

    八十年代，校内校外处处洋溢着“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蓬勃生机，在这种氛围中，我心心念念想的是跟随最杰出的导师，干出一番天地来。时钧先生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闻名遐迩的科学家、教育家，我们都非常仰慕、崇敬他。所以大学毕业后，我就鼓足勇气报考他的研究生。当然竞争非常激烈，我既抱着势在必得的心态，又不免心怀忐忑、惴惴不安。如果不是寒假宿舍封闭，我本想留在学校苦战。幸好我的考研成绩还不错，如愿拜师时先生门下，这是我人生的最大荣幸。

    1982年考上研究生后，就师从时先生做热力学研究。1984年继续攻读博士。时先生不仅传道授业、金针度人，而且鼓励我开拓新方向、走出新路子。1988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时先生以大家的战略眼光，科学洞察国内化工的发展前景与趋势，嘱我拓展生物化工这一新方向。生物化工是生物学与化学、工程学的交叉，可以说是化工发展出来的新兴学科。从此，生物化工成为我学术研究的主攻领域。他先推荐我校的应化系，后又推荐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化工系，两年后我联系到丹麦技术大学化工系，继续博士后研究。1994年接受日本文部省的邀请，赴日本金沢大学讲学。1995年回国，回到母校，在制药与生命科学学院、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扎根奉献，在生物反应工程、膜生物反应器、环境工程等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时先生没有家长作风，对学生发展，不搞大包大揽。他没有将我庇护在他这棵“参天大树”下，而是指引方向、放我出去、自己闯。让学生自立门户、独立开展研究、自成科研体系，这点尤见他扶持后学的卓尔不群与崇高境界。他一直以大师风范，助推我走好学术之路，师恩如海，无以回报，唯有勇奋进、常为新，做到不辱师门、不负师恩。

时先生的为师之道

    时先生的为师之道，一直是我学习的标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平等观念与尊重意识、宽广胸襟与务实精神。

    他一直视师生关系为平等之关系，不耍老师的“权威”，不扼杀学生的创造力于萌芽，放手大胆地让学生去做。在他看来，如果仅仅只在既定的框架上修修补补，或者简单依循老师的基本套路，学生不会有大作为。

    他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他尊重学生、胸襟宽广，乐见学生超越他。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时先生的为师之道重在聚焦学生创新的意识与能力。给予学生发表独特见解的空间，鼓励学生质疑，不唯书、不唯师、不唯上，只唯实。

    当然时先生是出了名的“严师”，他要求学生必须脚踏实地做学问，足可见他的务实精神，他的“严”，是落在了对学生“唯实”的要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