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6】老教授的风范——忆时钧、杨景才教授
时间 : 2016-07-21 18:19 来源 : 南工好故事 作者 : 南工高等教育发展研究院(IHED)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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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这句话已经耳熟能详:“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郭汉鸿书记笔下的南工老教授们,风姿卓越,风采盎然,风范长存,具备非凡而高尚的人格魅力,真正是铮铮铁骨的大师。国人重视百年之后的“盖棺定论”,本文恰好选择了这样的角度,以史为鉴,故而知兴替、明得失、判高下、论成败,这样的历史跨度下沉淀出了大写的“南工好故事”。

 

No. NCDDR016

作者:郭汉鸿(女,原南京化工学院党委书记)

提交日期:2016年7月

 


 

老教授的风范

——忆时钧、杨景才教授

 

 


 

八大教授

    我校的前身之一——南京化工学院——是于1958年8月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化工系的基础上分出独立建院的。1959年2月从成贤街南京工学院迁到丁家桥原南京农学院院址办学。建院处学生有957人,而教师总共只有81人,他们必须担负起全部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当时我从青年团江苏省委机关调来参加建院,安排在办公室(党办和院办合署办公)工作。亲眼目睹老师们艰苦创业、勇挑重担、不计报酬,辛勤教学的种种感人事迹,特别是“八大教授”,他们严谨的教风,高尚的师德,献身教育事业的忘我精神,使我永铭不忘。这“八大教授”是汪仲钧(教硅酸盐物理化学)、丘侃(工程力学)、张瑞钰(无机化学)、王国宾(硅酸盐工学,时任副院长)、张有衡(化学工程)、杨景才(物理)、马玉珪(分析化学)、刘肇和(无机化学)。

 

时钧教授

    有心人可能要质疑:建院初“八大教授”中怎么没有时钧教授,抗战初期他离美返国,1939年就任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教授,一生从教,而且又是南京化工学院的元老,为什么不包括他。这个问题南京化工学院的老教职工都知道,在当时对待知识分子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时钧教授早在南京化工学院任化工系系主任时就被错误地打入“另册”了。学院每年教职工的统计报表中把他填在没有职称头衔的“教员”栏中。他被剥夺了公民的权利,却要他负起教师的责任。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时均教授学识渊博,化工专业知识深厚,教学经验丰富,教化工原理这门难学的课程没人能超过他,教师队伍不能没有他。
 
    时钧教授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身处逆境,却昂首执教,从容授课。他每月没有工资,只有低薄的生活费,但一贯坚持课程要求,从不迁就落后,降低教学质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前几年,教学改革频繁,反复折腾,学生中由于受到“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对“化学原理”不去刻苦学习,努力攻坚,希望免考通过。时钧教授则我行我素,坚持考试。我记得有一次“化学原理”考下来,多数学生不及格。这下学校舆论开锅了,纷纷向院领导反映,有些人认为这是典型的“把学生当敌人,搞突然袭击”,有的还提出要批判这种违反教改的实例。院领导中也有人感到扥恼火,认为不处理将影响教改进行。
 
    当时化机系系主任是张有衡教授,他是一位刚正不阿,敢于抵制极左一套的党员。建院初(1960年)曾因为犯了“反对大跃进伟大成果的算账派”和“与时钧划不清界限的保护伞”错误而受到批判(后经甄别“一风吹”,党委书记向他赔礼道歉)。他对教改中一些违反教学规律的做法本来就有意见,遇到“化工原理”考试的这件事,不怕嫌疑,毅然找党委书记为时钧辩解,他首先承担“化工原理”考试是经自己同意的,他认为对学生要抑惰性,促勤奋,不考试怎么行。“化工原理”考不好虽有老师出题时的问题,但主要是教改误导学生“读书无用”,考试整人造成的,不能全怪教师。现在教师中反映“三百六十行,教师最难当。”学生考不好就批教师,更没人愿当教师了。一番陈词,党委书记听后不得不暗自称是。
 
    现在回忆往事,感到“左”与“右”本事人们主观意识上的判断,谁是谁非,须由实践检验,而且要经较长的历史验证。历史是公正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时钧得到平反纠错,恢复教授头衔,而且1980年荣任中科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
 
    时钧教授在教育园地耕耘六十几个春秋,27岁当上教授直到资深院士,教过的学生难以计数。“严师出高徒”,时钧教授严之有法,严之有度,严中有爱。他严谨治学,对学生严格要求却又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关爱备至。为了鼓励支持有造就的学生脱颖而出,他还在学校设立了“时钧奖学金”,他为国家培养了很多专家、教授、学者、老总等高级人才,不少人蜚声海内外。他是当之无愧的化工高等教育一代宗师。
 
    记得1991年12月14日学校为时老庆祝八十岁大寿时,我曾送他一副寿联:“清华毕业,辛勤耕耘五三春,育才遍天下,常勉青出于蓝胜于蓝;南化庆功,搏击风浪八十秋,猎知涉群科,齐颂学海无疆寿无疆。”聊表我对他的敬仰之情。此后我即离休在家。而时老则老骥伏枥,不用扬鞭自奋起,继续辛勤耕耘,90岁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硕果更丰,弟子更众。忆往昔,诚是桃李春风一壶酒,却是寄雁传书谢不能了(2005年9月1日,时钧因病去世,享年93岁)。
 
    我参加了向时钧院士遗体告别仪式。时老安睡在鲜花丛中,悲咽低回的哀乐声中,我默默思索着时老不平凡的一生:“娃娃教授,六六春秋耕耘,勤驼负重,坎坷路遥皆等闲,培养英才万千;资深院士,九旬高龄入党,老骥奋蹄,峻岭险峰再攀高,德昭后人永远。”
 

杨景才教授

 
    时均教授逝世更激起我对杨景才教授的怀念,他也是在同2005年的九月份逝世的。他那慈眉善目,暖人的笑容,浓重的乡音,和蔼可亲的神态,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杨景才教授1982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物理系,先后曾在浙江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最后在南京化工学院(我校前身)任教,先后任物理教研室主任,基础课部主任。他学识渊博,师德高尚,讲起课来深入浅出,广征博引,娓娓动听。对学生和青年教师无比关爱,耐心教诲,孜孜不倦,从无高声厉色。他是全院公认的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他去世的消息和闪耀无私忘我精神光辉的遗嘱更是震撼全校。
 
    他郑重遗嘱:去世后不举行追悼、向遗体告别等任何悼念仪式;遗体捐给医学界,用于医学教学科研;收藏的中外文科技藏书无偿捐赠给学院图书馆;和孙子一起居住的“高知楼”的一套住房还给学院。杨景才教授把后事交待完了就安详地走了,他什么都没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留给后人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我听了这些后感动万分,内心悲敬并涌,随即写了一副挽联送到他家中,上联是“一生耕耘,播德播智,桃李遍华夏”,下联是“八旬仙逝,无憾无才,儿女皆栋梁。”他五个早年参军参干参加共产党的儿女都来宁为他送终,他们把挽联挂在杨教授的遗像旁,我坐在像前久久不能平静。
 
    杨老在病重期间早就把后事考虑好了,他的遗言字字句句体现他真诚朴实,冰清玉洁的一生为人。全文如下:“我年老多病,自知不久人世。病重之时,除留在身旁之婿、女外,不要再通知其他儿女,相见徒增悲戚。咽气之后,即将遗体交与医院,任凭其作教学或病理解剖之用,家属从此不再过问。学校方面亦请不要为我举行追悼、告别等任何纪念仪式。我一生庸碌,无可称述,默默逝去,实所当然。所住房屋应在三个月内交还学校,孙子益民、孙媳李少牧请另行安排一栖身之所,俾得安心工作。如是则我事毕矣。杨景才遗言。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八日”。他对身后事处理得如此坦然、圣洁,读后使人净化灵魂。
 
    杨老的子女遵其遗愿将杨老生前珍藏的100多本书中、外文科技图书捐给学校图书馆,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这些书都是他精心收藏的,其中有电学、光学、磁学、相对论、统计力学、量子力学等方面的专著,几乎包括了物理学科的各个领域,其中绝大部分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杨老的长子杨重坚在赠书仪式上说:“父亲生前曾多次叮嘱我们在他故后一定要把他珍藏的书籍捐赠学校,使其能够继续为教育事业,为四化大业发挥作用。今天实现了他的遗愿,相信他一定会含笑九泉。”
 
    遵照杨老的遗嘱,没有举行悼念仪式。但全国各地受教于他的弟子、同窗、友人、故交、新知以及本院师生员工纷纷发来唁电、唁函、挽联、挽句,表达敬仰之情,怀念之情。
 
    党委老书记李克和的挽联:“大事不感,高风亮节,常持君子风度;小节亦俭,虚怀若谷,素有贤达情操。”赞扬他在日寇占领上海后,伪政权接管大学,他愤然辞去上海交大的教职,举家回乡下老家务农,知道抗战胜利才重新回到交大工作;国民党政府统治时,他恨其腐败黑暗,坚决拒绝乡里推荐他任上海市议员;解放后,他衷心维护共产党,满腔热情从事教育工作,连续三届被选为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身体力行,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
 
    由于没有举行悼念仪式,也没设灵堂,可贵的是各人都是自发自觉用各种方式悼念英魂的,有的作诗填词赞扬老教授为“师之魂”,有的开座谈会,学习杨老的崇高品德,有的撰写悼念文章追忆杨老的”谆谆教诲,终生难忘”,“言传身教,师德高尚,有的赞美一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周孝棣和胡秀仁两位老师动情地书写挽联:“齿德并推尊,树人诲人助人人称楷模,玉洁冰清生而有之,不亦难乎;师生尽仰望,忘我无我舍我我自澹泊,劲节仁风死犹未已,何其高也。”称颂杨老教授为人民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犹未已”。
 
    杨景才教授去世已达十多载,南京工业大学已发展有三万学生的南京工业大学。他一生淡泊名利,默默奉献,甘为人梯。他精通英语却没有出国留学,站在大学讲台上讲授物理学长达六十年,常讲常新。把一批批青年教师培养成教授,把一代代学生培养成社会精英,他自己头上并没有耀眼的光环,但却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丰碑。